时间来到零点，手边恰巧是王小波的《似水流年》。他真是个自成一派的好作家，当然也有人将他比作犹太人卡夫卡。
21岁还是22岁，对我来说不再构成问题的关键，我想的是友人刚刚那封生日贺信中一个叫做“早慧”的词。这个“早”字让我很容易就产生了自己尚属年轻的想法，因为生理上确实不大，而且依旧可以定期分泌荷尔蒙。但却不大愿接受这个年轻的事实，因为年轻都是用来挥霍的，所以当发现还可以再没头没脑地挥霍几年时，倒真有点舍不得。不过换角度一想，如果明明年轻着却故作老练，显然是中二病的一种表现。试想你冒着讽刺几百万同龄人的危险那么快得成熟起来，难道不是一种极大的自我意识在作祟？好在国务院没有规定年轻人不得早智，否则还真不知该怎样对上述大脑行为进行辩解。
我的似水流年是这样度过的：小学之前发生的事我忘了；小学时我周一到周五好好学习，周六周日天天向上；中学时周一到周六好好学习，周日时天天向上；大学时，不定期得好好学习，也不定期得天天向上。再之后就是现在了。当下的这种时间不属于好好学习时间，是大学以来经历的最多的一种时间类型，我不知道该如何给它一个体面的名分，因为有时候它体面有时候它并不体面，所以我要说，这是我的非学习时间。囊括了读闲书、写闲话、意闲淫、发闲呆尔尔，它那样的无足轻重，又那样的必不可少。
我的似水流年里，经历了很多段伟大友谊：从幼儿园时期的某姐姐数起，到大学时的某姐姐结束，他们涵盖了有点娘的男生、有点野的女生在内的很多人群，之所以称这些友谊伟大，是因为即便今天我忘记了他们的手机号——天知道手机号这个东西为什么有这么重要——但我依旧可以回想起某年某月某日的某个时刻，在他们身上感受到的能量。这些能量里，有些让我觉悟，有些让我羞愧，更多的则是让我发现：能在此时此刻遇到你，真是不可理喻的天作之合！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有些人不会写文章，但他们交谈能力甚强，让人觉得他们只是懒得动笔把自己的话原封不动地照搬下来，即使那样也极有可能成为经典。有些人喜欢写文章，但不愿说话，这一点大文豪们都深有体会，通常他们一出声，就会把文章里的意境摧毁的面目全非，所有他们大多有只写不说或是只写少说的强迫症，因此你从来看不见莫言上百家讲坛谈《红高粱》，反倒是那些诡辩家喜欢在电视台上兴风起浪、自成一体；至于我，我觉得自己是间于两种人之间的那种类型，有时候像笔耕不辍的作家，有时候像语言泛滥的诗人，当然作家、诗人大多时候都算是褒义词，偶尔的贬义词也不妨碍我大体上成为一个好人。而能大体上成为一个好人，不管自己发不发声，慢慢变成了一种习惯。
有些人说中国人是贱民，他们不但要自己跪下还要嘲讽那些不愿跪下的社会精良。在我的似水流年里，就在跪与不跪间徘徊了很多年。一方面我生在小城市，长在小家庭，眼光、见识、胆量都小得可怜，除了脑子里敢反动，就不敢有任何过激的行为。二来是大环境实在过于稳定，我不敢说如今的中国社会是那种处于风暴中心的临界稳定，但它确实存在一种可怕的动态稳定，让我觉得不论我做什么，如果大家都这样做那就是对的，如果大家都摇头那就是错的，以致于有时候我会怀疑起自己的判断力和独特性来。特别是当我走进人群，看着身边无数一个脑袋两根腿的生物，就仿佛回到了22年前的精子时代，只不过那时候身边还是一大群一个脑袋一根腿的生物。如今一个脑袋一根腿的他们都不复存在，我成为了几十亿分之一的那个分子；但同样是如今，一个脑袋两根腿的他们又凭空冒出，我在几十亿分之一的那个分母里游荡。所以我走得特别快，要赶超所有人，比任何人都提前意识到这是一场生命的竞争，只要成功，说不定就能再神奇地生长几十亿倍，去到一个一个脑袋三根腿的全新世界。目标是那样明确，道路是那样清晰，我感到一些小激动。但现在唯一悬而未决的疑惑，就是我去那个奇怪的三根腿世界干嘛了，当然，这是生命的意义问题，在没想清楚之前，我不想放弃竞争。不过，也不是每时每刻把人流视为精液的。我的似水流年也是人流们的似水流年。人流们流啊流，有的分流到了坟墓里，有的分流到了大海中，只有我，还坚守在自己的周围不离不弃。
22岁的第一个夜，躺在床上，像是躺在山顶，星星们一颗一颗的从脑边飞过，我看到骑在星星上的幼儿园姐姐，我也看到被星星推着跑的大学同学。不论往事如烟还是如烟灰，我都在闪着光亮的陨石和发着热量的星星上，看到了他们的影踪，我要为此感到荣幸，似水流年，并非像水那样流过去就不再回来了。坐起身来，床前明月光，让人想到了一首低头思故乡的诗歌来。大多数时间里，孑然一身是好的，因为故乡成了唯一挂念的人，我心无旁骛。少数时间，孑然一身又是不好的，因为如果有人在这个夜靠在肩膀听我回忆，至少月光下我们还能投射出一个撩人的kappa来。当然，不管孑不孑然，把似水流年似水一样地度过，应该才算得上不枉其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