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或是做最坚强的泡沫。从论坛上的絮语，到音乐外的谈资，一切都在默默地暗示人们，张先生的音容笑貌，已然同他所在的那个金色年代一起，悄无声息地远去了。至于《风继续吹》、《当爱已成往事》，亦或是《我》，显然都成了难以追随的音乐回忆与时代标签。同很多人一样，喜欢《我》，与其说是艺术欣赏，弗如是哲学反思。乔斯坦·贾德这样解释过人之起源：我们是几十亿年前熊熊燃烧的那场大火所里，所迸出来的一点火花。这难免让我想到林夕笔下的“烟火”，两者在哲学角度上几乎贴合。与此同时，想到的还有早前看过的朱光潜先生之《谈美》，在物趣及情趣的养成方面，它那样的令人唏嘘。而当再涉及到先生的《黑格尔哲学的基本原理》，这种叹息已是深不见底了。 所以出于对他们的尊敬以及一颗卑劣不死的好奇心，这篇空泛的《谈我》就算有了意义。
二
直至今天，耶路撒冷仍旧是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犹太人共同宗教中心之一。这说明，三大宗教显然具有某种相同的背景——它便是闪族文化。离开中东，在更遥远的东亚大陆，譬如中国，星月标志下的教徒便是这一文化的子弟与传人。与此同时，我们熟识的佛教也是这片土地上拥有重要影响力的宗教之一。短暂的关于藏传佛教的研究，让我意识到了这门宗教极富活力的传承与交融性。不同于基督教徒“每个圣人都有过去，每个罪人都有未来”的赎罪心理，佛徒们在意更多的仿佛是平静的生活与世无争的心境。他们认为现世是苦痛的，所以世世辈辈都在寻求一种超越轮回的解脱，这一点，倒真的与印度教的某种观念相契合。如果你有机会目睹恒河上的流尸与污秽，你便会明白佛陀突然的觉悟，其实是一种历史必然。
当联系到个人，我与宗教又会有怎样的联系呢？我悲哀地看到，这些鲜有宗教或是只把政治当宗教的汉人群体，是多么的缺乏信仰。从记事开始，每隔一段时间我会去一趟位于无锡的佛教圣地灵山，从最初佛土佛音的震撼到今天规模上的惊人，这个圣地像极它所在的大地母亲：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是可以花巨资购置与重建的，一切又都是可以不设防地无限增大与膨胀的。似乎只有规模，才可以证明我们的信念和决心。所以当它大得有些畸形的时候，我对它失去了兴趣。我知道越来越多的商贾、官员、百姓会纷至沓来、接受洗礼，但我也明白，对于一个不是因为热爱，而是因为恐惧和利用而奉神的民族来说，宗教其实早已简化为了一个护身符，一纸平安签。
这叫人无端怀念起在青藏路上的那段日子。几乎每天，都能碰到磕长头的女人或是低头自语的苦行僧，他们那样得信奉内心，以致于从他们身旁经过时，你甚至都能感受到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气息。我开始明白，之于宗教，应是信徒和信仰之间的承诺，而不是索求者与施舍者之间的同情。人倘若不能在精神层面上投诚于信仰，那么他的孤独，想必也是深不可测的。
三
我与道德，可以归结为一个人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之间的关系。我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即道德是束缚人性的枷锁。举例而言，看见油绿整平的草地，人难免会有种在其上打滚搭帐篷晒太阳的原始冲动，可“请勿践踏”四个字，却强行认定了这种行为的违和性。当城市的绿化与人们内心的自然需求相冲突时，实则上正是这种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交战期。所以不难发现，就算是不践踏草坪这个最显而易见的道德观，在我们内心里，也是充满了质疑的声音的。所以如果你有这样一个喜欢践踏草坪的朋友，那么你真的有可能在发现一个破坏分子的同时，再收获一个道德思考者。
除此以外，性道德也是不得不提的一个方面。我身边的男性朋友，大多拥有内敛的性渴望。从传统观念上来说，人们不接受过分暴露的性话题，对性生活也缄口不提；不过偶尔，他们也沉浸于性幽默的欢快里，那些涉及到性器官的脏字字数也并没有显著地得到抑制。尽管长辈们大多抱有维多利亚心态（把每一件与性相关的事情视为禁忌），但我也看到了性道德的渐变与发展。在这样一个没有合理性教育的古老国度，这难得的开化与解放，但愿不再是21世纪的一枕黄粱。
康德说，为了道德的缘故，我们有必要假定上帝存在。这样看来，可能正是因为上帝这一强制的内心约束力，才让个体们渐渐泯灭了身上的温馨棱角，变得学会认同与学会低头。你不能说这是一件好事或是单单一件坏事，它在加速社会关系的形成和巩固的同时，让个体多样性始终处于在了受压迫的尴尬位置上。所以当人性与社会不可兼得，当你必须做出反人性或是反社会的其一选择时，你也许就会有一种同我一样的感触了：道德是什么？道德就是锁住人性怪兽的枷锁，你尝试解开它以寻回自由，但有多少野兽会这样去做？
四
从广义上来说，艺术的存在是为了给观众带来生活的幻觉。
中国的艺术思维与近现代欧洲差异显著。我们过去的戏剧里总充斥着明显的英雄主义情节，但那也仅限于侯王将相，对于平凡人的伟大，镜头还是太少。我们的建筑、书法、山水画讲究自然与和谐，缺少人的意象。相较而言，由于人文主义的广泛认可与文艺复兴的到来，笼罩在欧洲上空一千年的乌云最终消弭。从起初的古典人文主义者心中的宁静、中庸与节制，到文艺复兴时人们把重建罗马视为文化责任，甚至到巴洛克时期的浮华与矫饰，你可以明显看出，在艺术领域，欧洲人对自我的解放是更早也是更彻底的。
谈及小我，大多数年轻人对中国艺术是充满不屑的。从戏曲的沦陷、传统建筑审美观的衰败中，都可见一斑。人们开始将目光投向于美国新兴的艺术形式，它们包括好莱坞电影，迪士尼游乐园，美剧等等。人们似乎觉得只有追上最新的潮流，才能算得上懂得艺术，懂得品味。不过他们却很难意识到，美国在欧洲乃至中国面前，只能算作没有历史的国家，如果真要给其一个历史正名，也许“从农民到工人，从工人到职员”就是其最贴切的历史概括了。就是这样一个新兴的大杂烩的罕有独立历史的国家，值得你丢掉自己的历史去疯狂追随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而且我们拥有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正是取决于我们对于历史文明的态度。
自古美人如良将，不许人间见白头——这是中国传统戏剧里为人熟悉的桥段。我在想，美国这位风华正茂的时尚女郎，会分享中国那些历代美人的相同宿命吗？答案在每个观众心中。
五
与其谈社会，我更倾向于谈城市、乡镇这样拥有独立社会系统的小区域。今日中国，你很难再找到一个词性合适的形容词，来概括它的褒贬性。你可以在华东各大超级城市里看到盛唐的影子，亦能在广阔农村寻觅到晚清的踪迹。如果真的要一言以蔽之，我想到的是“盛世萧条”。
我与农村，总有一种不可割舍的寻根情节。对我来说，今日农村像极了一汪湖水，而农村生活，则大多流露出平静如水的绝望。你会发现中国人连通向月球的路都能修好，而通向老屋的村村通工程却往往还停留在一座小山前；你会发现农村医保从20世纪70年代的90%普及率高开低走，它在经历着怎样一个神奇的政策循环；你也会发现，这些足以推翻政权的力量，恰恰是最最温良又最最隐忍吞声、饱受欺凌的一个群体。农村之所以还这样无偿地哺育城市而不奢求反哺，是因为绝大多数农村人心里，都为下一代埋下了一颗走出大山的种子，那个安土重迁的时代已经过去。然而现在，我遗憾地发现，很多人农村孩子愈发羞于表达其乡土情怀了。因为在越来越多城里人看来，你所谓的“乡土”和“土”已经没有了本质区别。这是一种奇怪的户籍歧视，城里人对农村生活方式与社交结构本能的排斥，让很多社会问题难以调和。这其中之一就是“凤凰男”问题，农村娃看重血缘关系、宗族文化，他们觉得生活理应是上有老下有小，身边还有兄弟姐妹的那种三五成群。而城里姑娘则多少认为，生活的中心应集中于夫妻二人而非一个家族，小我的幸福与大我的健康和睦之间并没有不可割舍的关系。对于这种理念冲突，我观察，思考，但并不辩护。
回到城市，相比于农村的停滞，这里的生活节奏更加紧凑，也更加冗繁。不同于欧洲社会曾经历过的逆城市化过程，我们仍在无端地扩展着城市的体积。类似于上海、北京这样的超重儿，已经慢慢在祖国大陆四处孕育。之于城市人，特别是在那些大城市里，他们拥有着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和自卑心。一方面他们觉得我北京就该是全国中心，你瞧不起北京人就是瞧不起我北京，你瞧不起北京就是瞧不起我首都地位。北京再堵、空气再差，很多外来求学的北京人还是会回到北京，他们说这叫北京义气，这叫《北京 北京》，其实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一种小家子气的自傲心理与根植于骨子里的优越意识。与此同时，城市人的自卑心也会在他们接触到欧美世界的同时显现无疑，他们一边po照片一边深深地向你暗示着，荷兰的郁金香才是最美的，希腊的爱情海才是最蓝的。没有农民的一亩三分地，他们甚至会艳羡起法国乡镇的农民生活来。你说这算是可悲的媚洋吗？但他们同时却又是中国社会里最有身份与地位的一撮啊。不过在我看来，比媚洋更遗憾的，当属丢失自我了。我衡量一个城市的标准之一，在于它所拥有读书馆的容量与读者的数量，一个没有像样图书馆的城市，在我看来都是萧条的。我们常常羡慕纽约客的城市情怀，但多少人会看到，正是纽约对文学、艺术的包容和尊敬，才赢得了这些纽约客对它的尊敬。所以我会想，很多中国城市之所以没有吸引人终其一生的魔力，其原因很可能在于城市与市民文化修养的双重缺失。
六
普鲁斯特说，所谓天堂只存在于那些已然逝去的日子里。所以再看他的《追忆逝水流年》，我会发现阅读本身，已经发展为一种全新的个体历史观。即：我们怀念过去不是因为它有多么美好，而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依旧年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仅活在当下，我们也肩扛历史”这类的话语，便会成为一本好书能给予我的最大感触。而我与历史，有时倒像极了我与旧恋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忽略她的现在，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她曾经的存在。
我更感兴趣的，是宏观历史，也可以说是人类历史。有一个很低级的问题，即你是如何辨别做梦与现实的差异的？很多人有过类似的思考，但他们认为这种思考并不重要。其实不然，倘若你无法清晰地辨别清醒与做梦的状态，你又怎能确定你的生命不是一场梦呢？而我的答案，恰恰在于历史的确定性。如我所言，我们避免在时空里漂浮的唯一方式，便是尽我所能，熟悉自己在历史上的根。这种寻根，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拾遗：大多数人来不及认清自己是谁，就被历史的浪潮冲走，而总归有人能够幸免，因为他们在收拾岸边被洪水冲刷留下的东西。历史留下了什么？还是说历史本身就是一种遗产？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因为接触历史的方式无外乎书籍，而中国又有不断焚书与酷爱重建的传统，所以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处的历史是真实可查的还仅仅是编者一时兴起的修订版。所以如果有机会，接触文物与外文文献，会是不二选择。鲁迅说，要多读外国书，少读或者不读中文书，如果单就历史角度，这句话还真有其可信度。
历史是连续的吗？当然。那么时间呢？当然。人们给出上述两种肯定，常常是基于常规的线性历史观的，这也是基督教在人类思维中重大影响的一个缩影。它的教义告诉人们，上帝创世，然后引领人们走向末日的审判，这是一个维度上的关系，时间和历史并行当中。然而，你就从未怀疑过时间（或者说是历史）的维度吗？谁不曾在童年的夏夜里仰望星空，而当我们仰望几千光年外的星球时，你会想到事实上我们已经回到了几千年前的时空里吗？所以，我可以说这种仰望寓意着自己正在回家的路上。而我的这种观念似乎又同佛教有了些许渊源，因为当你问起一个出家人他为何“出家”时，他通常会告诉你自己并非是“出家”，而是“回家”。他们渴望摆脱的轮回，或许就是绕了一个又一个圆圈又回到原点的时间吧？
七
《苏菲的世界》里有这样一句疑问：一旦哲学与科学这张图板上的最后一片放好时，历史还会一直继续下去吗？我思考过类似的问题，但在没有一个上帝作为假设前提的条件下，我发现实际上很难得出结论。《苏》其实也给出一个十分讨巧的解释，即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或许都是在另一个人的心中进行的。我们就是那心灵，这表示我们自己没有灵魂，而是别人的灵魂。这也正是我那篇关于“水作家与也诗人”的《浪漫主义的反讽》所想表现的观点：也诗人出现在水作家的文章里，但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命运，所以他的自杀毋宁说是水作家的“他杀”。而水作家之所以告诉“我”杀人诛心，是因为他既然能杀死笔下的角色，就必定也能被自己的创造者杀死。当“我”为文章点上最后一个句号时，实则是便是对这种杀戮的重演。那么既然如此，“我”又是谁笔下的角色呢？“我”不可能被自己创造，也不可能无中生有，所以一切只能寄希望于上帝了。是啊，如今的问题不在于上帝是否存在，而在于对“我”而言，他是否存在。
谈我，或是谈哲学，它们本来就是悲伤而严肃的谈题，即便为此耗尽了最大的热情。同时也意识到，人们是决然不可能通过一次次反思去领略生命真谛的，因为如果人类的脑袋简单到足以让自己了解的话，他们不还是会因为这种简单而愚笨得无法理解它吗？这就是有些人承认自己无知，而且急切需要上帝的原因。不过对我而言，认识到自己的无知，已然比存在本身更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