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年前，西贡还没有杜拉斯。
那个时候的胡志明，也就20出头，顶著“阿三”的名号，他以海员的身份穿梭於欧美亚非大陆间。广泛的认识世界，使其成为了一个精神世界的资深极客，所以5年后，当凡尔赛的巴黎和会如火如荼，越南历史上第一位共产党员，由此开始了新旅途。再之后，那些关于胡志明、印度支那共产党及红色高棉的之间复杂历史，开始如泻如注地铺展开，而发生在中南半岛上那些罄竹难书的人类罪行，也从此在越共乃至於整个共产社会里，笼罩上一层深重的历史尘埃。等到南北越统一，西贡便被正式易名为胡志明市。以南越旧都纪念伟大的北越先锋，越共试图用一种强力的姿态，去为另一种强力的意志洗白。我突然想到了孙文先生，想到他至今被十几亿人暧昧地称为“老师”与“国父”，不禁感概，在历史面前，殊途同归的大多是套路。
马杀鸡店老板娘就曾聊起，越往南，人们越和善，而越往北，人们越兇恶。我便问她，那你是哪里人呢？她回答我，Saigon……确实，对于很多南方人来说，Ho Chi Minh City这个名称实在太长、太拗口。他们习惯了Saigon简短而有力的发音。而这一口语传统，在新生代的教育体系里，正不出意料地被日益淡化著。
这个城市的称谓，不仅仅揭露了其意识形态冰山一角，更从另一个层面，体现出偶像崇拜对于它的侵蚀。作为越南的经济文化中心，胡志明市街头，类似於大陆红底白字大布条的广告板四处可见，几位不明身份的领导者肖像，被刻画得睿智而生动，似乎在提醒人们，这是一个人治多于法制、精英领导的高效社会。实则呢？没人去追究那些越南语背后的含义，川流不息的摩托大军，正在把象征著现代文明的汽车工业远远拋在脑后。在越南，一天的摩托车租金，相当於美国麦当劳餐厅里的一个巨无霸汉堡的价格。从学生到小贩，从工商从业者到白领阶层，一辆摩托，几乎蕴含了所有的生活方式。
有些时候，我会被越南的贫穷所震慑。但大多数时刻，越南街头所散发的市侩气息，为这个社会，保留着为数不多可供想象的空间。正如一个人没法改变他的出生，一个国家也是。但贫困和富足中的日夜，难道不与上帝和所有人的日夜相等？我们心里，大概需要这样一些博尔赫斯情怀。
西贡河在胡志明市区旁蜿蜒著穿梭过，到了夜晚，喜力啤酒的巨幅广告、河中央载满欧洲人与中国人的游船，无不透露出这条古老的母亲河关于现代化的初步理解。唯一不曾改变，或是应该不曾改变的，当是西贡河畔吹风纳凉的年轻情侣。在这里，一包瓜子，一袋薯片，一整晚恋爱。在给母亲明信片里，我写道，这像极了革命时期的爱情。
谈及越南青年，穿奥黛的少女，永远是別致的风景线。高到及腰的裙衩，丰满的上围，曼妙的双腿，我会怀疑，东南亚国家所有的灵气，都被这样一个羞赧又质朴的群体所吸纳。在跟她们短暂的接触里，我大致能体会到一些她们对于生活的热情，兼职也好，学业也罢，你不得不承认，欧洲人、东亚人带来的那些新鲜词汇、新鲜事物，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著她们看世界的视角。当然了，改变不会发生在一夜之间，但那个热衷於桌球更热衷於越战话题的佛罗里达大叔，那个“spend all my life here”、只为制作出一部反映“soul of Vietnam”舞台剧的英国佬，以及我们这些满嘴荒唐言、”have no manners”的中国青年，都在一个个侧面，促进了这种改变的进程。
大概是越南青年毫不掩饰的爱情，让同行的诚想起了杜拉斯。他跟我提及，我方才醒悟。两年前，第一次读「情人」，出生在西贡的杜拉斯，在书里爱上了一个中国男人。他们在没有四季之分的天气里，享受著原始的情欲。中国男人说，他一生都在爱着她，这是男人惯用的伎俩，她信了。她说，在返回巴黎的轮船上，她怀念过他夹杂汗味的体香……那时，文字像是一块块符号，湿热而粘稠。可曾想两年后偶遇她的笔触，竟是生之育之的西贡街头。我突然就觉得，舟车劳顿里偶然而至的这些诗意，大概才是一段旅途里最让人心惊的东西。
我於是刻意寻找起杜拉斯，在中央邮局里翻明信片，在街头画师的作品里多瞄几眼，或是驻足在文艺咖啡店的某块涂鸦墙边，遗憾的是，都没有。也许是我不够敏锐，也许是文化绑架者不够敏锐，总之，102年后，西贡依旧没有杜拉斯。
我不止一次提醒过自己，在离开一座陌生城市时，记住这也是最后一次来。所以对于我发现或是遗留在街头巷尾的这一些些遗憾，尽管它们并不举足轻重，但我依旧希望有一天它们能被重新拾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