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舅公

公元两千一四年五月十二日,汶川地震六周年,全国第三个防灾减灾日。这一天,杭城上空拉响警报,如泣如诉的幽鸣穿过山村,越过田野,飞到两百公里开外一个叫做沈村的小镇上……从没人听到过舅公所述的声响。他们认为,他的幻听源于长期酗酒的后遗症。不过此刻,舅公仍拿着酒瓶端坐在田埂,面色凝重地聆听,那来自天际深处属于他一个人的独奏。风吹过面颊,很多忧伤的记忆随风飘散。

舅公记不清是自己的弟弟妹妹还是哥哥姐姐,死于50多年前那场旷日持久的自然灾害。饭都吃不饱的日子,人的记忆力也会停滞不前。舅公记得的大概是,后来家里的生活还算殷实,父亲精于买卖,盖起了村里的第一间瓦房。然好景不长,几年后一场大革命席卷而来,被打为投机倒把的父亲从此一蹶不振,在病榻上度过了余生。直到十多年后平反的声音响彻大地,家景才总算有所起色。父亲离世的时候,舅公将将三十,作为幼子,他和母亲一起生活。舅公年轻时爱一口酒,也好赌博,几年后当这两个爱好结合在一起,家产就被败的所剩无几了。面对家徒四壁的现实,老婆在最合适的时机离家而去,舅公为此哭害了眼睛。从那以后,他再也看不清五米开外的世界,他开始把五十六度的高粱酒当水喝。

贫穷无处不在。舅公想过一些一了百了的方式,可是他终究不敢想下去,那些念头太震撼了,令人难以承受。再说,老妈子还在,老婆子也能再找。也不知过去了几年,另一个女人来到这个家,她模样丑恶,声音僵硬,走路瘸拐,可舅公还是收留了她,会做饭会洗衣服,对于舅公来说就算是个女人。他们同居的那段时间,舅公总睡到日照三竿才起床,摸起外套,然后晃悠悠地走到厨房,就着稀饭、咸菜喝早酒。那会儿的酒真香,他想,一顿酒的功夫,老婆子去后塘洗好了衣服在稻场晾好,老妈子也生火温好了中午饭。他屁股都不消挪一挪,就开始喝中午酒。下午的时候,揣着收音机去田埂走走,再去隔壁兄长家讨些大米和小菜,就能迎着夕照喝上晚酒。这样一日复一日的酒精生活,舅公忘记过了有多久,事实上,他从未停止过喝酒,但是那段有人照料、心里有底的日子,却一去不复返了。

老妈子死的那年,老婆子逃之夭夭。出丧的那天,哭到不能动弹的舅公被人背回屋。家人说,他那都是装的,没人会可怜他,老妈子在世的时候不少挨他的揍,这一走倒是解脱。他们还说,他们回来探望老人家时留下的钱,悉数被舅公骗去了买酒、赌博,老婆子在的时候,也经常被他西一榔头东一棒槌的追着打,舅公这样作,没人帮得了他。舅公倒在床上,想着亲人们的那番话,在硬邦邦的被褥里抽泣。他抓住侄子的手,哭号着说他想妈,他想死。侄子转身离开,告诉他人死了就是死了,所有人的结局都相同。有那么一瞬间,舅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为什么世界上会有那么多的痛苦。

舅公拿着酒瓶的左手开始颤动,记忆走到今天,他已经六十六了。肌肉萎缩,骨瘦如柴,他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间夹了根黄山,指甲深凹,泛着土黄,没人相信那是泥巴的颜色,村里人都说,那是给烟熏出来的。舅公的心里烧得慌,就灌了口酒。饭是兄弟赏的,命是管老天爷借的,舅公突然就觉得,这辈子作孽无数,再活下去真没什么意思了。

以前,舅公总不明白悲伤的情绪到底从何而来?这一次,他算是想通了。他摇着身子走到湖边,看湖里一个赤着脸的老头也在炯炯地看着他。舅公第一次开始怀疑,这世上有命的存在。而所谓命,就是当你自以为距离死亡已经很远的时候,它适时地提醒你,还不够远。

舅公又向前踏出一步,踩在空气里,像是踩在了棉花上。他低头看湖里的老头,那老头紧紧地擒着58度的高粱酒,向他跌落。老头的神色有些紧张,灌了几大口湖水的腮帮子憋得通红,开始向外吐出白色的泡泡。湖水像是沸腾了一样,上下翻滚着,老头最后扑腾了几下,就没有了声响。

大概算是死了吧?舅公想。大概会死很久吧。